在美国华盛顿杜邦区马塞诸赛大街的两旁林立着数十家智囊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就坐落在此。和她旁边的其他几所智库相比，学会大楼的外表和内饰显得有些低调和陈旧。 看似的低调却不能掩饰布鲁金斯学会在华盛顿智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卡特政府以来，布鲁金斯学会就聚集着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前美国政府官员和具有决策影响力的研究学者。 布鲁金斯学会是华盛顿地区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其中国研究团队与中美两国政府高层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与中国清华大学联合在北京建立了清华－布鲁金斯研究中心，成为美国智库中率先与中国著名顶尖大学强强联手的第一家。 2006年10月，布鲁金斯代表团访华，在北京得到温家宝总理的亲自接见，在长达75分钟的会谈里，中国总理向美国客人详细介绍中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令人瞩目的话题 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会长，桑顿中国研究中心资助创建人约翰•桑顿在不同的场合曾表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将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布鲁金斯为能参与建设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而荣幸。 现任布鲁金斯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贝德先生是一名学者型的官员。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的获得者，他对中国领导人喜爱阅读美国总统罗斯福传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采访结束之际。他向本刊记者推荐了几本关于新政的历史读物。 “新政时代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关键的几个时刻之一。当时的美国政治家和美国民众面临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中国读者对于新政的热情，我想是美国的改革者的经历让他们联想到自己国家所发生的引人瞩目的变化。而中国现在也的确在经历一场真正的改革时代。”贝德告诉记者。 贝德认为，与美国领导人关心的议题相比，中国的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其中经济、能源、环境问题摆在众多问题的顶端。而突发性自然灾害事件更是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严峻考验。发生不久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就是一张令全体中国人难过而又学会坚强的考卷。在这场考验中，中国的领导人集体完成了一张出色的考卷。 华盛顿高端专访：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贝德先生 1． 问题一：贝德先生，我知道您最近访问过北京的布鲁金斯－清华中心，和中国的学者和高层官员探讨过西藏问题。目前来看，中国政府正积极地和达赖集团进行接触。作为一个关注西藏问题的资深学者，您怎么看待北京目前向达赖集团释放的善意举动？ 答：如你所说，中国政府不久前在深圳和达赖流亡政府的代表会晤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几月里，双方会有继续保持接触和会谈的可能。 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我同样认为事端就会马上得到妥善的解决。在正式公开报道接触之前，双方已经就有关的话题进行了六或七轮的秘密会谈，实际结果也并不很好，双方在立场和一些问题上的分歧都过于两端化。 坦率地讲，北京方面与达赖流亡政府间积累的数十年的隔阂、猜忌和不信任是不太会在短期内得到化解，对于能够取得令双方都满意的会谈结果我并不乐观。但是，出于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我期待积极的会面将能促使双方融化对立情绪，调和出现的紧张关系能够起到帮助，对此，我持乐观的态度。 就我本人而言，我希望达赖喇嘛本人能够在将来的某个日子里重返他的祖国（故乡），西藏藏人的宗教自由和独特的多元文化文明能够得到很好的继承和保护。这些方面的进展事实上进展相对缓慢，短期内不会有新的变化。 我也注意到，达赖和他的追随者离开拉萨已经有50多年了，西藏在这段时间内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对于他们而言，回去能否适应“新”环境也是一个重大的不确定因素。 可以肯定的是，达赖本人在不同的场合中，都强调过2008年代对于西藏和依附在他周围的流亡藏人集团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今年3月在西藏发生的事情和流亡集团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随后的奥运火炬中发生的闹剧让许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深感愤怒。与此同时，达赖本人又发表过不想杯葛北京奥运和呼吁和解的讯息。您认为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答： 嗯，棘手的问题。首先，我并不认同达赖喇嘛本人直接和3月拉萨的抗议活动，以及在西藏境内发生的民众抗议和骚乱事件，其中有些是和平形式的，还有些是暴力形式的，有牵连。牵涉到问题的西藏藏人聚居的地方包括了94个村庄，达赖本人不会有这样的精力去指挥这些工作。 每年的3月10日，这个日子对于许多上年纪的藏人都会无限的遐想（50年代解放军平定西藏骚乱），而纪念这个日子恐怕才是事件的直接导火绳，是部分藏人对抗中央政府的原因之一。达赖本人是藏传佛教的象征，他的流亡在西藏人民的宗教情感挖下了一个空洞，西藏人民心里普遍都有很强的挫折感。 回到你的问题，我不觉得他本人对奥林匹克运动有多大的抵制情绪，他或许心想解决这些棘手的争端，他的想法是出于善意的，但就他目前的年龄和精力而言，恐怕他并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些。 那您怎么看待中国政府回应达赖的观点？ 答： 中国政府一直认为他是个骗子式的人物，没有诚信，是一位分裂主义者。因此，北京也依然相信他的追随者仍然愿意听从和遵守他的言行教诲。其实并不然。 这种隔阂在双方间形成了一堵很高的不信任的厚墙，北京方面尤其如此。但我可以明白地说，中国政府内部也在讨论，开始意识到达赖流亡集团内部也有不同的观点，而达赖本人在和极端派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那最近中国政府的积极评价您怎么评价？ 答： 我注意到官员们都在引用和重复温家宝总理的观点和西藏政策，就是静观达赖流亡集团的所作所为，并冷静看待他们能够所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据我沟通所知道的情况，达赖本人对西藏发生的骚乱和流亡藏人有牵连是不满意的。 前面所谈，我也想说达赖真的不想抵制中国举办奥运会，这对双方没有好处。目前双方互相放出的信号，是双方未来会谈和解的基础。我们现在能够期盼的就是进展的速度和效果如何了。 2． 我们谈了那么多关于西藏问题双方的观点。我想这个事件也在美国有反应。当然，我知道美国人民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最热衷，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国家领导人的产生。我想了解的是，普通美国人会不会希望他们的未来领导人对西藏问题发表什么高见，抑或是，总统候选人会把中国拿出来一并讨论嘛？ 答： 很明显，2008年的美国选民是不会把中国问题列入考验总统心智和领导能力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不是他们的重点所在。 当然，中国问题会被牵涉进。但选民最关注的美国外交领域事务仍旧属于伊拉克战争，这是永远的第一首选，以及相关联的阿富汗战争，反恐等事务。而且你也知道，目前美国严峻的经济衰退让很多关心钱袋子的美国人担忧。 所以这样看的化，两位候选人处理中国问题时，会用最谦逊的方式（Most Modest）来涉及有关中国的政策。两位候选人，不分党派色彩，都不会走上相对激进的道路。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有很强的延续性特点。我们有坚实的外交理念和完备的政策框架。从尼克松总统以来的7任美国总统都在不断的修缮以及完备这种理念，各位总统的政策相似性要大于相异性。所以，我并看好奥巴马或是麦凯恩会偏离这种方针。美国与中国建立良好、稳定、互信的外交关系是美国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基石。 美国对中国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外交目标；在热点问题上，诸如朝鲜半岛无核化，苏丹达富尔问题、全球气候变暖、能源短缺等，若没有中国与美国有力的互相合作，是很难取得积极的成果的。 基于共识基础上的中美关系，每位入住白宫的美国总统，都将以此树立他对华外交展开的核心原则。 3． 贝德先生，我想就此顺势讨论下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外交理念，您不介意我提及他们的名字吧？ 答：当然，你可以比较下，我并不介意。 那好，在08年的总统大选中，两位性格，背景和年龄都相差甚远的候选人身上都有自己的独特处。我们先看奥巴马吧，他的形象是年轻，富有活力，精英背景浓厚，用大胆变革的口号吸引了无数选民，特别是年轻人的眼球。麦凯恩是军人世家出身，越战老兵，保守色彩浓厚和强调维和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是他给人最大的印象。这种性格与经历上的迥然不同，难道不会对他们的外交理念不产生影响嘛？ 答： 哦，当然总有些不同之处。我们来看两位候选人的亚洲政策是怎么回事。 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政策是两党一致型的（Bipartisanship），美国会延续原有的政策操作模式继续下去，这意味我们把中国看作是维和亚洲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力量；美国同时会保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在亚洲来维护美国的安全、经济利益。 如果能提到不同之处的话，那么朝鲜半岛核问题和与亚洲国家间的经济贸易是可能产生不同意见的可能之处。倘若进一步深究……说实话，我也无能做出新的预测，未来发生可能性的存在让我很难做出更多准确的判断。当然，我也不愿意拿两个候选人的外交政策作比较……你知道我目前的身份…… 您可能误会了，我仍然感兴趣的是两位不同候选人，他们的个人性格（Personality）会不会是他们将来外交政策变化或是不变的一个看点。我们知道在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时，外交顾问和总统的互动非常关键。奥巴马的年轻和朝气让我们想到了当年聚集在肯尼迪周围的出类拔萃之辈，但是后来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潭，其实也和这种团队的气质关系很大。 答：嗯，好吧，我认为个人性格的体现，就两位候选人而言，最明白，最集中的就是在伊拉克的问题上。 伊拉克问题是美国目前面临最大的挑战，由于关注美国国内国外的利益存在，由于担心美国的军事力量的反应能力因伊拉克而削弱，担心美国自身的经济状况出现颓势，担心美国的形象问题在诸如美军虐待战俘等事件而损害美国人的道德价值观，所有的这些担心都在驱使奥巴马尽快让美国摆脱一场看不见头的外交困境。 麦凯恩，越战老兵，则积极认同美国国家利益取决于美国能否取得这场和伊拉克反政府武装间战争的胜利，如果现在放弃就是对于牺牲的5000多名美国士兵的一种羞辱。 麦凯恩参议员认为长期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不仅保护了伊拉克的民主政体，而且还遏制了领国伊朗的扩张未详。 奥巴马则反对这种安全观点，如果他当选，他会制定处详细的时间表将美国的地方战斗部队逐渐撤离。 这是目前美国对外政策中居于核心的最大分歧，带有很鲜明的党派立场。无论谁当选，这都将成为下届美国总统最初18个月任期内压倒一切的优先考虑目标。我看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 那么伊朗核问题呢？ 答：哦，我遗漏了，这是目前美国三大核心问题（TOP 3）：伊拉克，伊朗，反恐的其中一环。都需要总统班子的高度关注。 我无法也不太好评论他们两人间的不同。呵呵。你之前提的问题很对，关于总统的个人气质性格，解决棘手困难的外交问题不仅需要周密详细的政策制定，而且需要大胆的创新和突破。 我可以乐观地看到：奥巴马的态度会在他当选的一年半时间以后显现出来。亚洲肯定不是他的重点考虑地区。Top 3是他瞩目的焦点，如果能够做好，对他而言，意义将非常的深远。 朝鲜问题也是需要全盘考虑的，但是以目前亚洲局势的通盘情况而言，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是积极合作和富有成效的合作伙伴。加上目前台湾海峡两岸的晴好天气。可预见的（奥巴马）建功立业的机会并不是很大。 4． 您谈到了台湾问题，谈到了目前两岸积极的转变，我知道您和台湾政要私交不错，请谈谈目前台湾岛内的变化吧。 答： 马英九先生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胜利，显然是一个好消息（Good News）。他很明显的提出了与前任完全不同的外交策略，特别是面对大陆方面的转变，有了新情况。 目前的局势下，马开始模糊地承认/让步（Concede，这个词性比较弱）到92年汪辜会谈所达成的共识，这是一种积极的策略性妥协。按照这种趋势，我认为目前关于开放大陆旅游客进入台湾，开辟两岸的直行，增加两岸政党间的交流都是可预见的。 同时，两岸间因军备竞赛、飞弹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也将得到舒缓。 包括美国、大陆以及台湾在内的三方利益目前都从马的弹性政策中获得不少好处。 大陆高层针对台湾政坛的变化，正在释放处积极、理性的回应。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虑，马的这种行为为他四年后取得执政权、保持连任创造了外部基础。如果他能够继续坚持，那么92共识九有可能从一种模糊的非正式的理念而渐变为两岸未来和解的原则。 反过来说，如果马先生失败了，那么深绿派会掌握极大的话语权，抨击马的行为让台湾蒙受羞辱，或是丢脸，2012年的政党交替，就会再次出现变化。 我认为，大陆应该会从马的执政过程中寻找到对己有利的因素的。 美国政府乐见双方能够在化解政治隔阂上取得进展，美国也愿意双方能够取得书面协议和实际结果。美国并没有企图想要阻碍双方的进一步交流。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那么下届美国总图是否仍然坚持这一做法嘛？ 答：他必然会遵循，乐于看到两岸能取得的建设性成果。两党出于国家利益，都会这么选择。而从个人判断角度而言，他肯定会这么做。 5． 最近，新加坡政府资政顾问李光耀在媒体发表文章，认为08年发生的不愉快事件，说明东西方之间依旧存在着“令人悲哀的深刻鸿沟”，您怎么看待李先生的言论？ 答： 哦，这是一个很难具体来回答的问题。让我们还是回到西藏问题和有关奥运火炬抗议的事情。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抗议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人数，在我看来，规模不大。也许他们从镜头里看起来很喧闹，让人生厌，特别是在巴黎和在伦敦。你可以说，这是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表示不满。但是就我们所知，一些智库与非政府组织调查所得出的数据现实，西方民众虽然大部分对西藏局势和藏人报以非常同情的态度，但并没有因此厌恶中国人民。 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互相好感，或者是互相讨厌的情况总会是不是的发生。规律的是，对于政府的好感总是远远低于对该国民众的好感程度。我想你应该理解我的意思。 以我个人在中国生活旅行的经历而言，中国人对待美国人的确很友好。 美国媒体这次在报道西藏局势上与中国政府和中国普通公众的确关系搞的很僵。我承认他们的报道之中偏见的成分很多很重，这是事实。但中国公众眼睛盯着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媒体的时候，还是有一批很出色的媒体，他们对西藏的报道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特别是经济学人杂志的Mike Myer的那组关于西藏的报道，非常出色，对事实、经过和中国人对事件的感情都描写的很深刻到位。这是西方媒体展现理性客观一面的体现。 如果我们双方，东西方间，中美之间，大家都偏好用各自比较极端的视角来展示对方的问题。例如，中国人总喜欢把CNN的中国报道，看成典型意义上的美国人的中国观；而美国人也都轻易地相信中国的西藏地区领导人指责达赖喇嘛是一位披着羊皮的狼——双方都把持这样的荒谬的论见，那么双方之间自然而然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来。但正如事实展现的那样，两者其实都算不上是典型。 从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间算起，我对她的感性认识已经超过了25个年头。在过去的30年时间咯，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越来越多，越来越热切。中国人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而深感自豪。伴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位置的愈发重要，中国人客观地需要得到来自世界对他的认同感，特别是她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功。但这个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获得的，美国人民为中国的巨大变化感到吃惊和鼓舞，但是就整体而言，美国人民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看待中国的成就。我想你也明白我所指的内容。 需要补充的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与美国在许多领域，许多要面临的棘手问题前都变得越来越相似。举例说，27年前当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看到的景象和现在2008年的北京相比，天那，这是同一个城市嘛？简直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北京已经是一个世界一流的超大型都市。 如果以前中国的北京，或是上海，喜欢将美国的城市，譬如纽约当成追赶的目标，就像那部家喻户晓的《北京人在纽约》里出现的那种羡慕大都会繁荣景象的眼神，如今在北京人的脸上找不到了。 当世界变得愈来愈相似的时候，人们就会好奇地取追寻这种相似性背后的不同之处。这点让我惊奇，也让我感到很自然而然。当一个国家不在需要去模仿别人的时候，我想这个国家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中国问题学者齐聚布鲁金斯论中国未来走向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人  贾敏/美国华盛顿报道

2008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时刻。全世界的眼光都紧盯中国未来发展的脚步和所取得的经验。闭幕不久的全国两会和中国新一轮高层人事变动成为海外观察家所瞩目的焦点。

4月7日，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在首都华盛顿召开了名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群体”（China’s New Leadership：The Outlook for Politics and Policy）的主题研讨会。来自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史汀生研究中心等顶尖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齐聚一堂，对08年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台湾问题以及其他热点事件做了内容丰富的探讨。

 

芬格：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

    作为长期关注东亚事务和情报搜集的现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芬格（Tom Fingar）对2008年中国领导人物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了全景式的分析，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美国主流学者对于中国领导阶层的认识水平。

芬格认为，判断中国领导人的素质能力，有三项尺度可以视为评判的尺度。即领导能力（Leadership），人格魅力（Personality）与人际关系（Relationship）。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阶段对领导人物的塑造有相当的影响，同时不可忽视的还有传统中国的文化教育背景。

芬格指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领导阶层有三大途径。

第一点，关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家的培养方式。，西方学者看重政治家个人的道德修养，教育背景，社会经历等。

第二点，从体系层次内(Systematic Domain)角度观察中国政治家。这个角度把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政党体系，经济体制，司法制度等社会结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分析政治家的培养过程。而随着中国愈来愈深地融入国际政治事务中。中国政治家的外交业务水平也被相应地提高。中国政治家强调要寻求多边合作，多边沟通，积极融入世界主流。

第三点，称之为问题意识(Problem Centered), 中国的政治家首要面临的政治使命是解决国内现存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当中既有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也有众多社会，环境，能源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削弱这些政治家的执政基础。

芬格在会后明确指出，目前中国新生代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第三点最为紧迫。

“对于新一代领导人而言，他们的问题意识更强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会后追问芬格时，他表示，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影响对中国政治家的世界眼光，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中国公众的人口结构在发生深刻改变。随着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所谓的共和国一代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主流阶层。他们对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仅存留在脑海之中，他们相较他们的前辈，更少保守的思想，对中共的政治经济改革持积极的态度，同时也更不愿意再次经历政治上的不稳定状态，他们对于政治改革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可以说，是在中国的消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我称之为谷歌时代的生活（Life in Google Age），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和他们的父辈相比，更少意识形态上的内容。”芬格说。

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也向中国的政治精英提出了新需求。中国的公众对于政府要求干涉和改变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公民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医疗问题的呼声愈来越强烈。换句话说，中国的民众现在对于政府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正义保有非常高的期望（High Expectation）。在中国90年代大力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政府的时候，政府的角色在逐渐的退出。而现在政府会有一个新的积极的介入公共生活的趋势。

 

“来自中国内部的压力会对新一代的领导人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后，他的国家力量也在跨越国境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主导力量。这个力量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这是本次会议上美国的学者所热衷的

与会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来自内部问题的羁绊。对中国的领导人而言，经济实力的增长为他们的领导能力创造出巨大的机遇，同时带来巨大的挑战。例如中国现在非洲所推动的经济外交。他们的首要目的是贯彻中国新的国家能源政策，保证能源供应的多渠道和战略能源的储备。这个政策的背后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所面临的严重能源短缺，资源匮乏，这些因素在未来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领导人思考一旦经济速度放缓，国内的社会稳定成本就会上升。这种思维逻辑决定了中国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国内原因

反过来，国内因素也是中国新领导人制定新政策所不得不考虑的消极原因。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国即将举办的奥运会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标志，但是由于目前西藏地区所出现的骚乱和镇压，中国目前的国家形象遭到严重的损害。中国新的领导人既要和西藏流亡团体和西方媒体作政治上的争辩，同时又要应付国内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政府对于这种民间情绪并非完全持赞许的态度，因为这将让新的领导人运用政治智慧解决现实问题时，处于非常尴尬的舆论困境。

 

集体领导制走向成熟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领导人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杂志编辑米勒教授（Alice Miller）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随着新生代政治家的加入而有活力。

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制在变动中走向新的阶段。在毛泽东时代，集体领导制度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作为口号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这一时期集体领导的主要特征。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恢复并重新强调集体领导制度的重要性。重大问题需要集体领导在协商之后，做出集体决策。

“客观的看，集体领导的目的在于做出正确稳妥的政治决定。由于政治领袖的背景各异，以及和所处时代的政治气候限制，集体领导制的背后总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政治寡头统治的问题在于，在决策高效和政治正确的矛盾下，这种冲突会削弱决策的制定。”米勒教授说。

米勒教授还告诉记者，中国的集体领导制度正在走向新的成熟标志。这体现在，首先是年龄上的不断年轻化。以第三代领导人为例，他们的普遍年龄在72岁。而第四代年龄在63岁左右。而新的第五代领导人，年龄普遍在50多岁。年龄的普遍下降意味着这批年富力强的政治精英将比他们的前辈有更充沛的精力参与决策制定。

教育背景的多元也给集体领导制提供了新的活力。第四代领导人普遍的理工科背景出生和第五代领导人多元化的教育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包括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和加上新闻学，MBA教育背景在内的新一代领导人组成的团队使得这届领导人个人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

 

地方政府公共改革得到肯定     

长期关注中国农村政治改革的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傅士卓 (Joseph Fewsmith)对与会学者集中讨论高层领导变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判断中国政治改革与民主进程是否取得实效。除了中央层面，地方政务改革是一个亮点。

“与中国精英政治体系逐渐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我们可预见到良性的循环作保证。但是在基层的层面上，更多的变革还处在试验当中。中国的政治改革应当在基层，民主应首先乡村的发展。”傅士卓说。

在关于中国经济政治情况的专场报告中，他向美国学者介绍了来自内陆省份重庆市地方政府的“八步工作法”经验。即基层政府通过了解农民利益需求，用间接民主的方式完成公共设施的建立

所谓“八步工作法”是重庆市开县麻柳乡首先提出的农村创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新理念，共分8大步骤。首先乡政府提出公共设施建设需要，然后深入调查收集民意，第二步，乡政府召集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审定方案。第三步，做好舆论宣传。第四步，多次讨论，最终以民主方式确定方案；第五步，进行村民投票，赞同的达到85%才予以实施，否则暂缓。第六步，进行工程分包。第七步，各村民小组组织实施。第八步，竣工后向公众通报预算使用额度。值得提醒的是，建设公共设施的资金大部分来自村民。

“我在2002年前后时去过麻柳乡当地。当地的农民朋友告诉我，因为征地的原因，他们对乡政府的作风非常反感。于是，1998年，他们集体围攻了乡政府。我知道，在中国，这被称作群体性事件。” 傅士卓告诉记者，98年后，当地政府改变思路，探索了新的管理方式，用走八步的方式重新赢得农民的支持。

开县的做法和美国的乡镇一级的公共建设管理有相似之处。美国地方乡镇需要征收税款来建设公共服务，有时候还需要向银行借款偿还。无论开支多少，只要对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关，镇一级的议员就要和民众进行协商，争取投票获得通过，在保证公开、公正的情况下增加公共建设投入。

“这个案例的启示在于，中国地方政治中的民间智慧（local wit）总是不缺乏。关键的是能否保持下去，有没有制度上的依靠” 傅士卓再次向记者表示，由于中国的城乡二元体系阻碍了农村居民分分享中国经济繁荣的果实，这种建立在简单分配上的民主过程更需要政府在财政力度上的大力支持。毕竟村民是拿自己的钱来为自己某福利”

当记者向他介绍中国政府目前推行新农村建设的情况时，傅士卓表示他对中国农村的未来变化持乐观的态度。

傅士卓用他并不流利的汉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农村问题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政府应加大力度提升农村的公共建设。”

 

 

通货膨胀是最大考验

2007年下半年，中国国内多种食品价格出现较快速度上涨。08年初，中国南方地区遭遇30年罕见的雪灾，大批农作物受损，带动了相关消费产品的价格上扬。国内外部分经济学者开始认为，中国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期已经面临长期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这种影响将持续相当常的一段时间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保德 （Albert Keidel）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的食品价格居高不下，政府很肯能被动采取增加工资上涨的措施，但这样会引发更大范围的通胀。而为抑制通胀所需加息，以及其它经济调整措施，则可能明显中断经济增长，并可能招致社会的抗议。

2008年2月，东京西方七国财长会议（G7）中，欧美财政界指出，鉴于中国不断增长的经常性项目盈余和国内通货膨胀，应建议中国加速人民币升值。

“我认为目前接受人民币升值加速的理由并不充分，。食品的价格确实涨的很厉害，但是他认为，将中国通货膨胀归因于进口价格上涨是错误的。”G7还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实际上，此次通货膨胀是源于中国农民减少谷物种植造成2003年谷物价格上涨而导致的。G7的建议对于这种结构性通货膨胀有误导作用。”

盖保德认为，新的中国经济决策者应有效利用利率杠杆政策来保护民众对于经济增长利益的分享。“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大幅提高实际存款利率或根据未来的通胀率对其进行调整，温和的价格上涨也可能引发一场通胀危机。这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很不利。”

 

 

稳妥处理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永远是美国学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今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揭晓，获胜的国民党人马英九是否会在接任“总统”赴美访问，两岸领导人是否会有任何新的举措来缓和两岸的缓和局势，都是与会的学者和听众所关心的。

华盛顿媒体圈的朋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次驻美的台湾地区媒体全部都来参加这次会议，都是来这里打探“消息”的。

因此，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前美国助理副国务卿，负责东亚事务的谢淑丽（Susan Shirk）不可避免地成为本次会议中媒体追逐的焦点。这位素以说话坦率直接著称的学者在面对媒体的探风时表示，马英九在5月正式继承陈水扁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前，应可以来美访问，并表示这样可以促进美台间的进一步交流。

美国史汀生研究中心东亚研究室主任 资深研究员容安澜（Alan Romberg）则在有关两岸关系的主题发言中，明确否认华盛顿会放行马赴美访问的可能。他认为，目前的台海局势刚从民进党8年执政的对大陆的刚性政策中解套，新执政的国民党无需通过访美来刻意强调台美的特殊关系。大陆方面也应采纳更具弹性的接触政策。

“08年是很关键的一年，两岸都在从对方发出的信息中找寻有价值的内容。现在我们可以观望谁先走这第一步了。”

 

斯皮策的罪与罚：透视美国纽约州州长性丑闻案件 《瞭望东方周刊》 特约撰稿 贾敏/ 美国纽约、华盛顿报道 无论愈演愈烈的美国总统初选选举无论如何收场，美国都会出现历史上“首位”总统。奥巴马当选，会是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希拉里当选，则是首位女总统；麦凯恩当选呢？则应该是首位“拉美”总统，因为麦凯恩是在美国本土之外的美国占领地，巴拿马运河区出生。严格意义上说应为南美白人。 从这层意义，新近因为召妓丑闻而被迫辞职的纽约州州长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不能不引起美国犹太裔群体的悲哀：这是因为直到去年年底，大名鼎鼎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仍然将斯皮策赫然列为美国首位犹太总统的热门人选。 而现在，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东区的后代 美国文学批评家欧文•豪（Irving Howe）在《父辈的世界》一书中曾无不伤感的写道，犹太年轻人已经不再熟悉祖辈当年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区艰难奋斗的故事。与父辈内敛低调的作风不同，他们更有才能，更具野心，也更渴望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放手一搏。 斯皮策父辈的经商成功和他日后的政治辉煌，是美国犹太裔在经济上站稳脚跟后，融入主流精英群体并进入政坛的典型。 一战结束后，来自奥地利的斯皮策家族怀着对美国梦的憧憬而决定举家搬往纽约寻求新的生活。斯皮策的祖辈住在曼哈顿下城东区的贫民窟，靠制作人物肖像画维持生活。和所有重视教育的犹太家庭一样，尽管无法把自己的子女送入东部名校，但是他们依然把斯皮策的父亲送入有“犹太人的哈佛”之称的纽约市立大学。 二战结束后从海军复员后，老斯皮策白手起家，依靠犹太商人特有的精明能干，从一个小建筑承包商，逐渐发迹成为纽约北部地区的房地产大鳄，拥有数座价值不菲的房产。据《福布斯》杂志2006年的估计，老斯皮策的财产总值约为5亿美元。 经济上的富足使得斯皮策得以进入美国上流社会接受最好的教育，并大展才能。他以SAT（美国高考）满分的成绩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在本科二年级时，斯皮策高票当选普大学生会主席，成为普大历史上最年轻的学生领袖。本科毕业后，他又以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满分的成绩，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 年轻时的斯皮策给人的印象是沉稳严肃，但从不吝啬于对于现实政治的热情关注。他激烈反对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关于社会正义的目标在于实现平等的公众福祉，他认为罗尔斯的理论太过于关注当代人的福利，却没有考虑到社会正义的可延续性；在他看来，社会正义就在于对制度的偏执，既然美国提供了这样一套政治游戏规则，那么所有的目标就是去接近它，实现它，解决它，哪怕是不择手段的。 自毁前程 1999年，斯皮策当选为纽约州检察长，实现了从职业律师到公共服务的转型。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斯皮策奠定了他从政的最大资本。 在州检察长任上，斯皮策集中精力起诉华尔街金融界的大宗欺骗交易案件，尤其是在网络股泡沫中，打击华尔街证券大户与高科技公司串通炒高股票再抛售、大发不义之财的伎俩。 斯皮策的策略在于通过审查交易员的私密邮件，发现漏洞并胁迫公司交出所有通信记录，同时制造公众舆论。使得其“猎物”遭到法律和道义的双重挤压。原来不可一世的金融大亨们有的黯然离职，要么低下头皮接受巨额罚款。斯皮策于是声名大振，固然为华尔街切齿痛恨，也成为平民百姓眼中的英雄。 “现在回头看，斯皮策对华尔街交易行为的严控有积极的意义，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严重经济衰退，华尔街的交易商要付相当的责任。如果没有斯皮策的政策，目前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布鲁金斯学会大都市政策项目（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 ）主任布鲁斯•凯茨（Bruce Katz）告诉记者，除了对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强势干预，斯皮策当选州长后对于纽约州市政建设提出的庞大复兴计划亦是他未竟的蓝图，而后者将使得公众获得更多的便利。 2006年末，斯皮策以百分之六十九的选民支持率当选纽约州州长，再次创造历史。人们开始议论，他会不会竞选美国总统。在美国，纽约州州长是竞选总统的热门候选人。 斯皮策的行政作风并非没有异议。他的政治对手指责他专打“大老虎”，表面上是“为民请命”，实则在于实现其个人政治野心。 斯皮策的传记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资深记者布鲁克•马斯特斯（Brook A Masters）曾这样评价他，“斯皮策的身上有一种令人敬畏的气质。他对政治道德的推崇和对华尔街敌人的无情打击许让他成为一个大众心目中的英雄，但是这种无畏背后的潜藏着某种马基雅维里式的行事风格。” 2007年11月，斯皮策突然宣布允许向纽约州非法移民发放驾驶证，引起全美舆论一片哗然。此事最后以斯皮策自己主动撤销法令而结束，许多人因此怀疑这也是斯皮策博取移民团体好感的政治伎俩。但更多的人相信州长是为了解决非法移民子女问题而这么做的。 “在星期一（3月10日）前，我认为斯皮策先生是个好州长，好丈夫，一个负责任的好父亲。但是CNN的现场直播让我感到震惊。我为他感到羞耻” 纽约市市民瑞德（Reid）如此向记者说。 “我是当年投他一票的普通选民。我和他同样都是奥地利移民的后裔。我曾经以他为荣。但他太令我失望”著名美国文学评论杂志《党派评论》主编库兹薇尔（Edith Kurzweil）是斯皮策家族的多年的朋友，她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透露，当斯皮策从华盛顿回来向妻子和助手坦白时，所有的人都为他的那种冷静和坦然的态度所震撼。 “他对性的渴求把他的政治前程毁掉了。” 没有阴谋 3月12日，当斯皮策宣布辞去纽约州州长的一幕通过大屏幕在纽约证交所内播放时，喧闹的交易大厅里充斥着口哨和欢呼声，交易员纷纷互相拥抱，庆贺这位华尔街的敌人的倒台。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财经媒体纷纷发表社论，认为斯皮策的行为咎由自取，无法宽恕。 美国《商业新闻周刊》记者吴莹（Eva Woo）向本刊记者证实了华尔街极度兴奋这一说法。她还告诉记者，斯皮策丑闻曝光时，几乎所有的财经博客上都在留传这样或那样的段子，认为斯皮策丑闻是华尔街一手策划的。 “事实证明，这些谣传都是不着边际的。关键的因素在与，斯皮策频繁调动资金的记录引起银行方面的关注，这才点燃了这把大火。”吴莹说。 据已透露的证据表明，去年7月美国的诺思福克银行（North Fork Bank）在例行检查时，发觉有一账户频繁转移资金出入，数额每次在万元左右，于是率先向联邦机构举报。 无独有偶，7月下旬，香港汇丰银行（HSBC）也发现有账户分拆、以低于一万美元的数额频繁取现或者转账，甚至还有掩盖金钱流通来源的企图，而所有线索都指向斯皮策本人。 美国的反洗黑钱法规定，银行需要向执法人员汇报1万美元以上的存款、提款或其他不寻常的财务活动。此举主要目的是打击非法毒品交易与资助恐怖组织，但斯皮策让执法人员发现，这措施也可用来打击嫖客。 斯皮策当过检察官，因此他十分清楚如何透过检查资金流向来将犯罪绳之以法。他对打击卖淫集团不遗余力，2004年曾捣破一个卖淫集团，并检控18人贪污、洗黑钱以及嫖妓等罪名。事后的调查显示，斯皮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小心翼翼地阻止别人追查他用来嫖妓的可疑花费。他还曾要求银行在这些被拆细的转账上消除他的名字纪录，但遭到拒绝 在得到联邦法院法官的正式授权下，联邦调查局开始对斯皮策进行监听，但仅限与他和帝国俱乐部联系人间的通话。一切都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很多人以为，授权监听的法律条规是911之后布什政府所推动的爱国者法案。这点不正确。对于监听斯皮策，联邦政府遵循程序正义，做得无懈可击。” 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斯•凯茨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解释，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司法独立确保两级检察官在执行公务时，不受行政机构的约束。 性丑闻：媒体何为 斯皮策因性丑闻而黯然下台，善于挖掘新闻线索并报道重大新闻的《纽约时报》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其后来的报道也因为对于案件内容的过度曝光而引起公众的讨论。 3月10日早上10点，《纽约时报》率先在网站主页上率先登出斯皮策涉嫌非法性交易的案情。九号先生的名字随着互联网特有的传播速度瞬时覆盖全美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其中也包括应招女郎克里斯蒂娜的照片和情况介绍。 在纽约采访时，记者曾专门留意报刊摊位前的各类报刊头条。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渲染皇帝俱乐部的色情服务和应招女郎们的身体特点。其中也有时报的身影。 纽约时报的这一行为在民众间引起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认为对于《纽约时报》公布案情色情细节有损于自身严肃媒体的格调和评为，把自己和纽约的通俗小报放到了同一层次。 “时报开启了一个很糟糕的头，这原本是件讨论政治公众人物的道德水准很严肃的问题。但目前整个纽约已经把斯皮策彻底忘干净。所有的报纸杂志讨论的就是一个问题，那个女孩子什么时候能够上花花公子的封面。这就是时报所希望看到的？” 文学评论杂志《党派评论》主编库兹薇尔女士认为，严肃报纸应有自己的文字底线。 为了平息公众的责问，时报后来专门在网站上刊登文章，解释时报为什么要公布细节内容的缘由：涉及公众人物的内容，时报皆有报道的权利。 但是部分媒体工作者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供职于道琼斯财经新闻部的孙昱（Yu Sun）认为，美国媒体最近几年的经济状况在不断恶化，导致大量的记者采编人员流失。而恶性竞争的结果就是媒体互相间的同质化，其就是严肃媒体向通俗报纸看齐。 “斯皮策事件就好像给了媒介一个极大的引爆点（Tipping Point），这里面有婚外情，政府官员，以及人们最热衷谈论的性。像纽约这样的欲望都市里，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纽约时报》既然能曝光麦凯恩与女说客的暧昧关系，为什么不能率先报道性丑闻呢？”孙昱向记者如此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