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学者齐聚布鲁金斯论中国未来走向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人 贾敏/美国华盛顿报道
2008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时刻。全世界的眼光都紧盯中国未来发展的脚步和所取得的经验。闭幕不久的全国两会和中国新一轮高层人事变动成为海外观察家所瞩目的焦点。
芬格：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
作为长期关注东亚事务和情报搜集的现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芬格（Tom Fingar）对2008年中国领导人物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了全景式的分析，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美国主流学者对于中国领导阶层的认识水平。
芬格认为，判断中国领导人的素质能力，有三项尺度可以视为评判的尺度。即领导能力（Leadership），人格魅力（Personality）与人际关系（Relationship）。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阶段对领导人物的塑造有相当的影响，同时不可忽视的还有传统中国的文化教育背景。
芬格指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领导阶层有三大途径。
第一点，关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家的培养方式。，西方学者看重政治家个人的道德修养，教育背景，社会经历等。
第二点，从体系层次内(Systematic Domain)角度观察中国政治家。这个角度把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政党体系，经济体制，司法制度等社会结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分析政治家的培养过程。而随着中国愈来愈深地融入国际政治事务中。中国政治家的外交业务水平也被相应地提高。中国政治家强调要寻求多边合作，多边沟通，积极融入世界主流。
第三点，称之为问题意识(Problem Centered), 中国的政治家首要面临的政治使命是解决国内现存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当中既有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也有众多社会，环境，能源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削弱这些政治家的执政基础。
芬格在会后明确指出，目前中国新生代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第三点最为紧迫。
“对于新一代领导人而言，他们的问题意识更强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会后追问芬格时，他表示，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影响对中国政治家的世界眼光，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中国公众的人口结构在发生深刻改变。随着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所谓的共和国一代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主流阶层。他们对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仅存留在脑海之中，他们相较他们的前辈，更少保守的思想，对中共的政治经济改革持积极的态度，同时也更不愿意再次经历政治上的不稳定状态，他们对于政治改革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可以说，是在中国的消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我称之为谷歌时代的生活（Life in Google Age），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和他们的父辈相比，更少意识形态上的内容。”芬格说。
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也向中国的政治精英提出了新需求。中国的公众对于政府要求干涉和改变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公民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医疗问题的呼声愈来越强烈。换句话说，中国的民众现在对于政府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正义保有非常高的期望（High Expectation）。在中国90年代大力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政府的时候，政府的角色在逐渐的退出。而现在政府会有一个新的积极的介入公共生活的趋势。
“来自中国内部的压力会对新一代的领导人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后，他的国家力量也在跨越国境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主导力量。这个力量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这是本次会议上美国的学者所热衷的
与会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来自内部问题的羁绊。对中国的领导人而言，经济实力的增长为他们的领导能力创造出巨大的机遇，同时带来巨大的挑战。例如中国现在非洲所推动的经济外交。他们的首要目的是贯彻中国新的国家能源政策，保证能源供应的多渠道和战略能源的储备。这个政策的背后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所面临的严重能源短缺，资源匮乏，这些因素在未来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领导人思考一旦经济速度放缓，国内的社会稳定成本就会上升。这种思维逻辑决定了中国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国内原因
反过来，国内因素也是中国新领导人制定新政策所不得不考虑的消极原因。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国即将举办的奥运会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标志，但是由于目前西藏地区所出现的骚乱和镇压，中国目前的国家形象遭到严重的损害。中国新的领导人既要和西藏流亡团体和西方媒体作政治上的争辩，同时又要应付国内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政府对于这种民间情绪并非完全持赞许的态度，因为这将让新的领导人运用政治智慧解决现实问题时，处于非常尴尬的舆论困境。
集体领导制走向成熟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领导人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杂志编辑米勒教授（Alice Miller）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随着新生代政治家的加入而有活力。
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制在变动中走向新的阶段。在毛泽东时代，集体领导制度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作为口号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这一时期集体领导的主要特征。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恢复并重新强调集体领导制度的重要性。重大问题需要集体领导在协商之后，做出集体决策。
“客观的看，集体领导的目的在于做出正确稳妥的政治决定。由于政治领袖的背景各异，以及和所处时代的政治气候限制，集体领导制的背后总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政治寡头统治的问题在于，在决策高效和政治正确的矛盾下，这种冲突会削弱决策的制定。”
教育背景的多元也给集体领导制提供了新的活力。第四代领导人普遍的理工科背景出生和第五代领导人多元化的教育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包括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
地方政府公共改革得到肯定
长期关注中国农村政治改革的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傅士卓 (Joseph Fewsmith)对与会学者集中讨论高层领导变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判断中国政治改革与民主进程是否取得实效。除了中央层面，地方政务改革是一个亮点。
“与中国精英政治体系逐渐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我们可预见到良性的循环作保证。但是在基层的层面上，更多的变革还处在试验当中。中国的政治改革应当在基层，民主应首先乡村的发展。”傅士卓说。
在关于中国经济政治情况的专场报告中，他向美国学者介绍了来自内陆省份重庆市地方政府的“八步工作法”经验。即基层政府通过了解农民利益需求，用间接民主的方式完成公共设施的建立
所谓“八步工作法”是重庆市开县麻柳乡首先提出的农村创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新理念，共分8大步骤。首先乡政府提出公共设施建设需要，然后深入调查收集民意，第二步，乡政府召集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审定方案。第三步，做好舆论宣传。第四步，多次讨论，最终以民主方式确定方案；第五步，进行村民投票，赞同的达到85%才予以实施，否则暂缓。第六步，进行工程分包。第七步，各村民小组组织实施。第八步，竣工后向公众通报预算使用额度。值得提醒的是，建设公共设施的资金大部分来自村民。
“我在2002年前后时去过麻柳乡当地。当地的农民朋友告诉我，因为征地的原因，他们对乡政府的作风非常反感。于是，1998年，他们集体围攻了乡政府。我知道，在中国，这被称作群体性事件。” 傅士卓告诉记者，98年后，当地政府改变思路，探索了新的管理方式，用走八步的方式重新赢得农民的支持。
开县的做法和美国的乡镇一级的公共建设管理有相似之处。美国地方乡镇需要征收税款来建设公共服务，有时候还需要向银行借款偿还。无论开支多少，只要对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关，镇一级的议员就要和民众进行协商，争取投票获得通过，在保证公开、公正的情况下增加公共建设投入。
“这个案例的启示在于，中国地方政治中的民间智慧（local wit）总是不缺乏。关键的是能否保持下去，有没有制度上的依靠” 傅士卓再次向记者表示，由于中国的城乡二元体系阻碍了农村居民分分享中国经济繁荣的果实，这种建立在简单分配上的民主过程更需要政府在财政力度上的大力支持。毕竟村民是拿自己的钱来为自己某福利”
当记者向他介绍中国政府目前推行新农村建设的情况时，傅士卓表示他对中国农村的未来变化持乐观的态度。
傅士卓用他并不流利的汉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农村问题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政府应加大力度提升农村的公共建设。”
通货膨胀是最大考验
2007年下半年，中国国内多种食品价格出现较快速度上涨。08年初，中国南方地区遭遇30年罕见的雪灾，大批农作物受损，带动了相关消费产品的价格上扬。国内外部分经济学者开始认为，中国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期已经面临长期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这种影响将持续相当常的一段时间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保德 （Albert Keidel）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的食品价格居高不下，政府很肯能被动采取增加工资上涨的措施，但这样会引发更大范围的通胀。而为抑制通胀所需加息，以及其它经济调整措施，则可能明显中断经济增长，并可能招致社会的抗议。
2008年2月，东京西方七国财长会议（G7）中，欧美财政界指出，鉴于中国不断增长的经常性项目盈余和国内通货膨胀，应建议中国加速人民币升值。
“我认为目前接受人民币升值加速的理由并不充分，。食品的价格确实涨的很厉害，但是他认为，将中国通货膨胀归因于进口价格上涨是错误的。”G7还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实际上，此次通货膨胀是源于中国农民减少谷物种植造成2003年谷物价格上涨而导致的。G7的建议对于这种结构性通货膨胀有误导作用。”
盖保德认为，新的中国经济决策者应有效利用利率杠杆政策来保护民众对于经济增长利益的分享。“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大幅提高实际存款利率或根据未来的通胀率对其进行调整，温和的价格上涨也可能引发一场通胀危机。这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很不利。”
稳妥处理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永远是美国学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今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揭晓，获胜的国民党人马英九是否会在接任“总统”赴美访问，两岸领导人是否会有任何新的举措来缓和两岸的缓和局势，都是与会的学者和听众所关心的。
华盛顿媒体圈的朋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次驻美的台湾地区媒体全部都来参加这次会议，都是来这里打探“消息”的。
因此，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前美国助理副国务卿，负责东亚事务的谢淑丽（Susan Shirk）不可避免地成为本次会议中媒体追逐的焦点。这位素以说话坦率直接著称的学者在面对媒体的探风时表示，马英九在5月正式继承陈水扁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前，应可以来美访问，并表示这样可以促进美台间的进一步交流。
美国史汀生研究中心东亚研究室主任 资深研究员容安澜（Alan Romberg）则在有关两岸关系的主题发言中，明确否认华盛顿会放行马赴美访问的可能。他认为，目前的台海局势刚从民进党8年执政的对大陆的刚性政策中解套，新执政的国民党无需通过访美来刻意强调台美的特殊关系。大陆方面也应采纳更具弹性的接触政策。
“08年是很关键的一年，两岸都在从对方发出的信息中找寻有价值的内容。现在我们可以观望谁先走这第一步了。”
